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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与“文学性”的生成
来源:《当代文坛》 | 翟文铖  2023年04月07日10:06

摘要:首先梳理西方文学性探讨历程,指明文学性问题包含的具体维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人的文学”的观念蕴含着“五四”小说对文学性的理解,具体地说,设定了“人本位”和“艺术本位”两个同等重要的支柱。“五四”时代的“人”包含着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个体与人类的呼应。从“艺术本位”看,该时期既确立起了与西方观念相通的文学独立性、自律性、语言的诗性、审美性、情感性、想象性、叙事特性等维度,也确立起了抒情性、境界等带有民族色彩的维度。“五四”文学起点虽低,但由于吸收古今中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对文学性问题有着健全的理解,因此短时间内就在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关键词:“五四”文学;文学性;独立性;情感性;审美性

 

文学性回答的是什么是文学本质属性的问题。本文将就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性问题进行溯本回原,回到“五四”时代,就文学性观念的生成问题做粗略梳理。在进入论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西方文学性探索之路,以便为本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参考。事实上,周小仪的《文学性》、蔡志诚的《流动的文学性》等文章,已经对此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已经认定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有机体,具有整体统一性。法国史达尔夫人在专著《从文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论文学》中,反对理性思维对于文学的钳制,确认文学具有“想象性”。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审美无功利”的观点,试图为文学设立保护墙,建立起审美自律。浪漫主义主张抒情,情感性被视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后来随着象征主义出现,形象性又被视作文学性的表征。200年前,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家罗曼·雅柯布森等开始把文学性归结为语言,因为对于作品而言,语言更具普遍性。艾肯鲍伊姆聚焦“诗的语言”,“雅柯布森强调‘形式化的言语’(formed speech ),什克洛夫斯基倡导日常语言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托马舍夫斯基注重‘节奏的韵律’(rhythmic impulse )”。与俄国形式批评的思路相似,英美新批评派把文学性视为语言和修辞的产物。后来出现的结构主义和叙述学,试图在结构范式中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叙述学的探讨,丰富的理论已经能够对文本形式做出诸多有效阐释,意义深远。整体性、情感性、想象性、形象性、审美性、叙述技巧以及语言的诗性等等,都被视为文学性的维度。这些理论有共同之处,都是试图超脱充满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在文本内部找到固定的、实体化的文学本质。

文学不仅不能与社会历史隔绝,而且文学还是一种“深度”模式,最重要东西也许隐藏在语言、修辞等形式要素背后。弗洛伊德证明,文学作为小说的白日梦,呈现在文字表层的不过是“显梦”,潜藏深处的“隐梦”才体现作品的真正意图。托多罗夫发现文学语言并非纯粹的语言,而是“话语”——话语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产物;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则把文学直接引入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文学被直接视为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福柯则用知识考古的方式,证明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塑造出来的,自律自治只是一个幻影。这些观点都证明,文学与社会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在文本内部寻找一个纯然的文学性是不合实际的想法。

西方关于文学性的探讨并没有终极答案,但是这种探索过程却绝非徒劳,不仅让我们明白文学离不开社会文化维度,也让我们知道文学在不同维度上所应该具备的特征。

文学性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时代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是有所差异的;不同的民族由于审美传统相异,对于文学性的理解也有所区别。我们要考察文学性问题,泛泛而论不见得合适,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现实也许更加贴题。拙文就是以西方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回到“五四”时代做返本归源式的考察,试图描述出现代汉语写作伊始,文学性是如何一步一步确立起来的。

文学性作为一个问题在西方文论史上由来已久,但是在华语1980年代才突显出来。这个概念是作为高度政治化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诉求是让文学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改变对政治风云与现实政策亦步亦趋的局面,找回业已衰退的审美特性。

要搞清文学的内在特性,首先要把文学从其他学科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康德认为,有关人生的问题可以划分为知识、伦理和美学三个领域,从而确保“美学”拥有不可抹煞的地位。王国维深受康德学说影响,强调哲学家和文学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对“美术”的定位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这里的美术,包括文学与艺术——也就说,王国维已经确认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在《文学小言》中说,王国维对文学与政治的差异做了分析:“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餔餟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这似乎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似乎是对新世纪文学命运的预言。

在维护文学独立性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五四”小说都赞同王国维的观点。陈独秀批判韩愈,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胡适批判古典文学“言之无物”,但是马上解释“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刘半农则指出古人“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他们不约而同地否定“文以载道”,目的都是让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从而确立文学的独立性。

确立文学的独立性,是为了与外界干扰隔绝,获得创作自由。早在1907年,鲁迅就借对“诗言志”的质疑,倡导创作自由,他说:“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华语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很明显,鲁迅的观点是文学要体现作者的自由意志。

文学要健康发展,就要维护相对的独立性,维护创作自由,这一点“五四”小说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时代严峻,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明显,到了1931年,就发生了胡秋原、苏汶发起的“文学自由论争”。但这一症结并没有根本解决,一直延续,甚至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性问题探讨的历史背景。文学拥有相对独立性才可能具备自律性,小说才可能关注文学的审美特性——这是文学获得文学性的前提。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概念投射出文化先驱们共同的文学理想。“人的文学”是在与“非人的文学”的对比中确立自身特性的。什么是“非人的文学”?“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造谣滋事的黑幕小说等等,都是“非人的文学”。这样,文学的范围便收窄了。

其实,王国维已经算得上是“人生派”了。他在《文学小言》中认为:“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所说的“景”,不仅指自然之景,也包括“人生之事实”。鲁迅的观点,与王国维比较一致。他说:“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人生之閟机”,就是幽隐精微的人生体验与感悟。说得最为透彻的当然是周作人。关于何者为“人”,他主张“肉”与“灵”的二元平衡,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认为“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郭沫若等坚持文学是“自我表现”,这个“自我”是充满生命感的自我,“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诗的内容就是生命力的外溢,是心灵的震颤,是美感的流露。

“五四”小说理解的人,虽然以个体为基础,但毫不漠视社会性的一面。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鲁迅认为,个别人生能投射出民族精神。循着这样的思路,周作人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个体与个体虽然貌似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在他们眼里,个体与群体并不矛盾,个体能够投射出整个民族或全体人类。

从王国维,到鲁迅,到周作人,到创造社,划定了“五四”文学的第一条护栏:以人为本位,以生命为本位。但这个人或生命绝不狭隘,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个体性与社会性呼应——个体中蕴含着民族精神和人类共性。王统照曾说:“纯文艺,究竟也是不能离却人生的。”——这句话比起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那样从纯形式角度探索文学性的方法,要清醒许多。人的本位或生命本位,可以视为“五四”时代确立文学性的第一个基石。

从艺术层面上看,“五四”小说从创作到理论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语言诗性的探索、审美特性的确认、情感本质的强调、想象力的体认、叙事技巧的尝试等等,他们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果,带有很强的建设性。

(一)语言的诗性

“五四”文学在语言方面起点极低,创作伊始甚至还没有一套现成的语言,他们需要在创造文学的同时创造白话文学语言。但是,“五四”小说显示了极高的创造力。

随着白话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初创白话文学语言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傅斯年的评价是“异常质直,异常干枯”。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想把他培养一番,惟有用修词学上的利器,惟用借重词枝的效用,惟有使国语文学含西洋文的趣味,——惟有欧化华语语。”所谓“词枝”,就是“修辞手法”。傅斯年同时指出,白话的句法不像西洋语那样复杂,构造过于简陋,“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深,一本多枝的句调,尤其没有了”。他开出了药方,那就是“摹仿西洋语法的运用——总而言之,使国语受欧化”。

当时对文学语言做出更为深入研究的是梁实秋。梁实秋认为诗歌需要修辞,需要形式之美,“‘从事文艺,必先明白修词学’……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见解”。他探讨了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发现句子参差不齐,“不合于美学的‘对比’‘平均’的原理”,会令读者不快。他认为,“诗的句法,因为音节的关系,当然是不能和散文一般的呆板平直。他有时虚字实用,实字虚用,有时主词和受词前后倒置。这是古今中外所共许的道理”。西方的“陌生化”是单纯制造语言的摩擦,华语的语言策略似乎更高明,追求的是“陌生化”与“音乐化”的和谐。梁实秋融合了华语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语言规律,对于文学语言的把握已经相当到位了。

(二)审美性

西方文论把审美性视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华语,最早论述了审美自律问题的也许是王国维。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提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已。”鲁迅指明文学的审美特性“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注意,鲁迅已经开始使用“纯文学”概念了。在梁实秋看来,“艺术品所须求的是美。”“美”被视作艺术的目的和归宿。

傅斯年从审美的角度,重新阐释“人的文学”。他强调的,不是人的“灵”与“肉”的二重性,也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人的文学”在审美上的表现——“人化”。他认为“引人感情,启人理性,使人发生感想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能引人在心上起许多境界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能化别人,使人忘了自己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所以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遍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这里的“人化”,应该就是“移情”作用。在他看来,西洋近世的文学全是“人化”的文学,创作者只需加以效法,就可以达到目标。

艺术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审美达到人类的共通性。郭沫若因此而高度评价文学:“我们知道艺术有统一群众的感情使趋向于同一目标能力,我们又知道艺术能提高人们的精神,使个人的内在的生活美化,那在我们现代,这样不统一,这样丑化了的国家之中,不正是应该竭力提倡的吗?”

“五四”小说学者,把美视为文艺创作的唯一目标,对于审美自律、对于审美的情感本质、对于移情作用都有着比较精准的把握。

(三)情感性

“五四”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小说学者,都把“情感”等同于文学的本质。胡适认为“情感者,文学之灵魂”;陈独秀主张文学家“赤裸裸的抒情写世”;刘半农重拾“性灵”说,认为创作就是“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俞平伯认为文学的共相就是“人们底情感和意志”。到了创造社,更是把“情感”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郭沫若认为“文学的原始细胞所包含的是纯粹的情绪的世界”。郑伯奇认为艺术就是“其所怀的情感,所受的印象,一一都忠实地表现出来”。郁达夫说:“诗的实质,全在情感。”当然,这些情感已经属于现代情感了。稍远一点的作品,如《玉梨魂》,情感的性质不过是“旧元素是主要颜色,旧元素中缀有新元素”,谈不到现代情感。

当然,讨论情感最为深入的是梁实秋。梁实秋认为,对于文学而言,“情感是唯一的重要的素质”,艺术不适合用道德评价,“因为情感是超于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他进一步区分了情感与道德:文学以情感感人,而“道德家、宗教家是用理智的分析、利害的关系,定出善恶的标准,以感人”。

(四)想象性

“五四”小说通常也把想象视为文学的本质之一。他们普遍意识到想象不能独立存在,需要与情感等因素比翼齐飞。

关于什么是想象,郁达夫有一个非常理论化的表述:“想象,系根于过去的经验,由感觉记忆智力等而得之心象,综合创造,使各个心象(image)同时得发生感情的一种统合作用。”在郁达夫眼中,想象与形象连为一体;依照想象,小说可以在作品中营造一个崭新的独立世界。郭沫若把直觉、灵感、情感和想象看成一个有机的创作过程,“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这种创造的力量,显然主要源自想象力。

关于想象,探讨得最为深刻的还是梁实秋。在他看来,情感是想象的动力,“诗是情感幻想的结晶。情感和幻想是有联互的关系,缺一而不可的”。通过想象,诗人超脱了人间烟火气,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梁实秋管这个世界叫“仙人之境”。在他看来,想象力带有极大的创造性,世间许多原本不益入诗的对象,经过想象重组,变成了带有超现实色彩的元素;而且,就氛围而言,“诗的神秘性是极深刻的想像力作成功的”,想象充满了创造力。

(五)叙事技巧

“五四”小说对于艺术的形式之美非常自觉。郁达夫曾说:“表现的形式的美,是如何的修饰的?这问题就是促小说技巧论发生的问题。一切小说的论文所讨论的,无非在小说的形式美这一点。”形式之美,历来是真正的文学家的自觉追求。

西方叙事学著作在华语广泛传播,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是翻阅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资料,居然发现那时候已经在探讨叙事学问题了。清华小说研究社编撰的《短篇小说作法》,较为全面地讨论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该书把第一人称又分三类:“主要人物所述的小说”、“用配角的口吻叙述”和“配角嘴里述他的敌人——篇中的中坚人物——的事情”。现在看来,这种分法不免幼稚,但至少说明在八十多年前他们已经非常重视叙事视角问题了。夏丏尊《论记叙文中作者的地位并评现今小说界的文字》的探讨更有理论深度。他把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分为全知的、限制的和纯客观诸种,这种分类方式放在今天亦不落伍。

关于叙事结构,胡适现代短篇小说取生活的“横截面”的说法,其实已经涉及叙事结构问题了。赵景深结合自己的考察,把短篇小说的结构分为逆溯、互交、循环、潜藏四种,应该说相当有概括力的。

“五四”文学对文学性的追求继承了若干古典文学基因。华语是诗国,抒情传统源远流长。“五四”小说大都接受过传统教育,饱读古典诗文,因此下笔之时,不免把古代的抒情传统带入到新文学的创作之中。严家炎先生认为:“《呐喊》《彷徨》各篇中那种单纯的笔法,回荡的旋律,简洁的白描,浓郁的诗意,无不和华语文学强大的抒情传统有关。”不仅写实小说带有抒情性,而且还由此衍生出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小说品类——抒情小说或诗化小说。这类作品瞄准人物的内心世界,描摹情绪,追求神韵。因为没有明确的故事链,这类作品也就缺乏通常意义上的结构。缺乏情节结构,那么作品如何获得整体感的?赵景深做了创造性回答:“或者有人要问,最近的小说像郭沫若的《橄榄》,郁达夫的《茑萝》,王以仁的《孤雁》等都喜欢写自己的故事,随便写下去,那又有什么结构呢?不知事实上的结构固然没有,情调却依然是统一的,所以仍旧是有结构的了。”

“意境”是华语诗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这种审美趣味也渗透到小说中,遂成了小说自觉追求的审美目标。董巽观在《小说讲义》中曾论述:“意境是文学上的一种自然之美,像我们时常可以感到的,而且小说里更脱不了这意境二个字。因为有了意境,更觉得美,更觉得自然和深刻。”像废名那样的小说,以写唐诗的方法写小说,自然体现出了“意境”之美。抒情性和意境美,就是两个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性概念。

“五四”时期在创造新文学的同时,也在“整理国故”,重新评价古典作品,确立传统文学经典。《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都是受到推崇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经典化,实际上是为了学习它们高超的艺术方法。从骨子里,“五四”小说对于传统技巧是抱有学习态度的,尽管能够入他们法眼的作品少之又少。这一代小说基本上都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笔下就显示出传统精神,流淌出古典韵味。

“五四”的文学理想是“人的文学”,文学性的内涵就蕴含其中。袁可嘉认为:“‘人的文学’的基本精神,简略地说,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可以反过来说,体现了“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和“艺术本位”原则的文学,我们就可以说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前者要求把人理解为灵肉一致的人,感性和理性平衡的人,个人性与社会性兼顾的人。后者则意味要在语言的诗性、想象性(虚构)、审美性、情感性等层面自觉追求。另外,对形式的关注、对修辞的强调、对于叙事的自觉、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意境美的经营等各个层面,都是所谓“艺术本位”的应有之意。“好的作品也定然有一个相契合和相匹配的形式,这个形式无法与内容本身分开。”“人生本位”与“艺术本位”密不可分。可以说,“五四”时期关于文学性的思考是丰富的,也是全面,为后世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参照。尽管字面上没有出现文学性这个概念,但“文学何以是文学”的问题以潜在的形式成为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的焦点。正是因为建设目标明确,“五四”小说才能在短时间内既创造出了“文学的国语”,又创造出了“国语的文学”,取得了爆炸式的成就。

“五四”小说是开放的一代,他们把文学的大门向全世界打开。西方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学流派,如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甚至达达主义,同时涌入华语,成为共时性存在。八面来风,故能春风化雨,这样丰富的资源为“五四”小说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当然,通过上述内容分析可以看出,真正帮助新文学确立文学性基本轮廓的是新浪漫主义——无论是想象性,或者是情感性,还是审美性,都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五四”文学不仅受到西方现代潮流的熏陶,还以开放的心态继承华语传统文学的优秀艺术。因此,在短时间内确立起关于文学性的一套成熟观念,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们创造出颇具文学性的经典作品。

我们不妨假设,在如此高的基础之上,如果华语现当代文学一直顺利发展,我们的现代汉语创作将会取得何等辉煌的成就。只是后来由于民族危机和内战连绵造成的险峻环境,文学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文学作品越来越政治化,文学性越来越匮乏。那些成为文学常识的东西也逐渐被遮蔽。20世纪80年代文学性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仿佛进入一个新的轮回。我们今天讨论文学性的重建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对曾经存在过的文学资源进行清理,以便以更清醒的心态、更高的起点开始新的征程。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今天面对的诸多问题,答案也许就在背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