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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人生”的长途:鲁迅的窘困与坚毅
来源:北京晚报 | 王嘉龙  2023年04月10日08:51
关键词:鲁迅

在鲁迅先生短暂的一生中,有四十多年与屈辱、磨难、困厄打交道,但他不颓唐、不畏惧,多坚毅、多韧性,以其深邃独到的思想和冷峻犀利的文笔,终成二十世纪华语思想界、文学界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峭拔山峰。回顾鲁迅曲折的人生经历,不禁让人想起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鲁迅一生历尽坎坷,屈辱、磨难、困厄不时出现。

一是污他的流言。他在自传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一个殷实人家的少爷突然变成遭人指指点点的“乞食者”,这对一个刚刚懂事的纯真少年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鲁迅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也是在污他的流言中被迫出走的:“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衍太太)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好。那么,走罢!但是,那里去呢?……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琐记》)。后来他到日本仙台医专学医,考试成绩排在一百多名同学的中间位置,有人据此怀疑教员向他泄露了考题,还寄给他一封匿名信,开头便是:“你改悔罢!”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华语是弱国,所以华语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鲁迅留学时,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生子,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这样的流言,使鲁迅的家人十分惶急,只好多次写信、拍电报说母亲病了,催鲁迅回家。当鲁迅回到家,发现家里已为他准备好婚事,但在婚后的第三天,他就返回了日本;对这段无爱无性的婚姻,鲁迅与朱安都有屈辱在心头。而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谣言四起,这也是鲁迅离京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二六年初,陈源根据顾颉刚提供的信息,在《晨报副刊》攻击鲁迅的《华语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这个指控直接对准鲁迅的人格。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称:“《闲话》里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鲁迅又言:“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鲁迅加入“左联”后,“左翼小说拿着苏联卢布”的流言就不断出现在“大报”和“小报”上,鲁迅说:“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正是祖传的老谱……含血喷人,已成了华语士君子的常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鲁迅自然也躲不过流言的陷害,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写道:“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

二是屈辱的窘境。少年鲁迅不愿做寄人篱下的“乞食者”,他决定回家,可没过多久,父亲便病卧榻上。他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侮蔑”二字,道尽少年鲁迅内心的屈辱。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时,播完教学影片却没到下课时间,便继续放映日本战胜俄国的时事片子,“但偏有华语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华语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这段经历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极重要的动因。而在个人生活中,除了与朱安的婚姻带给他沉重的心理阴影,打击最大的当属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他忍辱带着朱安搬出八道湾胡同的家,不久就大病一场,无法进饭,只能喝粥;自己砸煤时,还不慎伤了拇指。兄弟失和后的第一个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隔了一天,他又记道:“夜失眠,尽酒一瓶。”

三是困厄的生活。自从祖父入狱、父亲患病,鲁迅的困厄生活就开始了。他二十岁时由南京回绍兴过年,看到家中的惨境,他写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兼职讲课,再加上版税和稿费,薪水原本不低,但因为大家庭的拖累,他的生活依旧很拮据。从衣上说,许广平描述初识鲁迅时的印象可供参考:“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从食上说,自一九一二年五月赴京到搬入八道湾胡同之前的七年多时间里,鲁迅一直在饭馆解饥,他曾与友人以“海天春”“益锠”为定点餐馆搭伙吃饭,早餐和晚餐经常是“买馒头食之”,甚至连一九一六年的除夕都是“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鲁迅于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多次提到吃饭问题,比如“自从买了火酒灯以后,开水不生问题了,但饭菜总不见佳”。从住上说,可以用“乏善可陈”来形容,欢心与安稳的时日不是很多。从行上说,鲁迅一生辗转于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至于故乡绍兴,“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困扰鲁迅大半生的还有病痛,他青年时期身体状况便不太好,齿痛、胃痛、咳嗽、肺病、神经衰弱……他在日记中写道:“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四是各方的施压。鲁迅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后,就陷入来自政界、思想界、文化界,来自左、右两个阵营,来自老的、少的甚至是他扶持过的青年的打压、攻击与围剿。有人攻击他的思想、有人攻击他的文风、有人攻击他的人格,他的文章经常受到检查和扣压。在上海的十年里,鲁迅承受着避难与病痛的双重煎熬,他沉痛地写道:“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无数的屈辱、磨难、困厄面前,鲁迅没有屈服。究其原因,除了学识渊博和天赋之才,坚毅不屈的意志品质是成就他伟大一生的重要因素。

一是反抗精神。鲁迅的故乡绍兴自古涌现出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从东汉末年的王充到明清时期的徐文长、张宗子、章实斋、李慈铭等,都具有挑战正统思想权威的战斗性格。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进士,鲁迅自少年起就偏好阅读杂记、野史,逐渐养成了质疑精神。在新旧交替的动荡中、在新派思潮的影响下,鲁迅的尚武思想开始萌发——他用“戛剑生”“戎马书生”作别号写文章;他爱骑马,每天都要跑一两个钟头,强身健体,以别于清廷旧学的迂腐;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时,他剪辫子、学柔道,译作具有昂然之气的《斯巴达之魂》。

二是闯荡精神。鲁迅曾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恶劣风气,他转到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后来他去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无不是“走异路”,他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三是刻苦精神。从童年描画绣像开始,鲁迅就打下耐心刻苦的底子。成年后,他仍长期坚持独坐灯下,手抄碑文,考证、校勘典籍,就连看佛经也“用功很猛”。读书写作是他生活的常态,北京的“老虎尾巴”挂着他的集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以表明惜时自励的心志。他的读书写作“甚至达到自虐的程度”(孙郁语),许广平说鲁迅“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鲁迅在日记中也多有记录,比如“昙,甚冷。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再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的日记:“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甚至在他去世前几天,“夜为《文艺周报》作短文一篇,共千五百字。又发热几卅八度”。

四是无畏精神。虽然鲁迅一生两次遭通缉,六次外出避难,数次被攻击、围剿,但他无所畏惧,英勇战斗。二十三岁他便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更是激愤地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杨杏佛遭特务暗杀,盛传鲁迅也被列入“黑名单”,友人劝鲁迅不要参加杨杏佛的葬礼,但他毅然前往,而且不带家门钥匙,以表示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先生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坚毅不屈的意志品质,对我们走好人生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