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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一场世出世间的摆渡
来源:解放日报 | 喻军  2023年04月10日08:50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首部诗学论著,那么在华语,公认能与之比肩的只有文章学巨著《文心雕龙》了。说《文心雕龙》是巨著,非指其37000余言的篇幅,而是指它的笼罩群言和体大思精。我曾认真读过这部经典,从对于内容的思索渐而延伸为对作者刘勰的探究之兴,也若干次去过与他相关的遗址考察。不能不说,刘勰的人生在古代文人中非常独特。

刘勰的生卒年史无记载,范文澜先生推断其为465年出生,其卒年却有三种说法,此处不表。刘勰的祖籍是山东莒县,他一生跨越宋、齐、梁三朝。受“晋室南渡”影响,北方缙绅纷纷南下避祸,虽说山东距离事件始发地洛阳尚有相当距离,但干戈扰攘之下,刘勰的先祖也受到裹挟,不得不加入难民迁徙的队伍,流落至京口(镇江)定居。据王元化先生《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披露,刘勰生于庶族地主家庭,虽非豪门望族,仓廪倒还殷实。只是到了刘勰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属职级较低的武官)时家道已败落,刘勰继又失怙,一下子滑入社会底层。南朝实行的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讲究门第出身,庶族和士族间可谓贵贱分明,正如《晋书》所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即便你有璀璨的才华也难以得到崭露头角的平台,以致世家豪门中人普遍“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刘勰笃志好学,7岁时就憧憬将来能实现树德立言、经世致用的人生志向,希图“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但现实逼仄,到了弱冠之年,他因家贫而娶不起妻,又遭丧母之痛,陷入孑然无依、茫无归所的人生低谷。为母守丧三年后,他作出一个关乎命运的重大决定:应建康(南京)定林寺住持僧祐之邀,进入佛门。是出家了吗?答案是暂时没有,因为他还在意世间的名誉,还希望实现平生愿望。佛门之所以收留他,当然是看重他的学识,可充任僧祐助手和校订经卷、整理文献方面的职事。那刘勰又想在佛门获得什么呢?鉴于当时“崇佛”之风很盛,定林寺高僧云集、藏书极丰,进入佛门既有遍览百家之书、接近高僧大德的便利条件,又有潜隐自修、著书立说所需的清净环境,实为进退有据的栖身之所。

刘勰非常清楚,除了掌握谋饭之术,还须不断完善自我。他积十余年之功,使自己达到“长于佛理”“博通经论”的专业程度,并完成了相关佛学经论如《出三藏记集》的分类编目工作。此著虽署僧祐之名,但经专家考证,其中不少章节出自刘勰笔下。

身处佛刹的刘勰所抱持的仍是儒家伦理观念,他的《文心雕龙》事实上也体现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特点。在《灭惑论》中,他提到“孔释教殊而道契”“梵、汉语隔而化通”“至道宗极,理归乎一”,以三位一体的取向作为治学门径。在《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文章《序志》中,刘勰说他曾梦见自己手捧丹漆礼器跟随孔子南行,可见儒教仍占据其思想核心。不过在他的著述倾向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变数:本打算以注释儒学经典立言的他,经反复权衡后清醒地认识到,历代孔门儒士学术成果丰赡,自己难有新的建树,不如转向文章之学:“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在定林寺的晨钟暮鼓中,本着“师乎圣”“体乎经”的学术宗旨,他经过六七年苦心著述,终以精美恢宏、文采卓荦的骈体完成了《文心雕龙》。

不妨简略介绍一下《文心雕龙》的成就:共50篇,涉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小说论,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学术价值。全书有21篇是论述文体(计34种)的,对每一种文体都做了细致精微的解析,开创了文体分类的先河。学者黄侃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撰成《文心雕龙札记》,成为20世纪的学术经典之一。黄侃的老师章太炎也曾在日本讲授过《文心雕龙》,今上海图书馆藏有章太炎的讲演记录稿,虽非完璧,亦足珍视。现当代学者郭绍虞称《文心雕龙》为“条理清晰的文学批评之伟著”,方孝岳则赞其为“文学批评界唯一的大法典”。近四五十年来,出现了数千篇(本)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和论文。1983年,成立了“华语《文心雕龙》学会”,迄今国内、国际研讨会开了数十次,故《文心雕龙》不仅属于华语,也成为世界汉学界的一门显学。

但刘勰当年写作《文心雕龙》后,虽自重其文,却未被时流所识,更无推广面世的渠道。在一个讲出身、论血统的时代,谁会在乎一个庶民才子的著作呢?比其早出200余年、也是下层出身的才子左思,就曾悲叹“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不过,话又说回来,苦寒虽摧折人,同样也能造就人。左思用十年时间写就的《三都赋》一鸣惊人,竟至“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地步。刘勰倒不像史上一些骨气铮铮的才士那样耻向权贵低头,却也抱定“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执拗,尤其为了推广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心雕龙》,不惜破釜沉舟甚至以命相搏。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拦轿”,拦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梁朝开国功臣沈约的轿。沈约出行时护卫极严,不讲点技巧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刘勰经事先踩点,打听到沈约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假扮成路边商贩,待沈约车骑临近时,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一幕出现了:刘勰快速冲到路中间,双手托举《文心雕龙》跪于沈约车马前,赌的就是卫士们还来不及作出反应的一丁点儿时间差,若有丝毫闪失,即可能被当作刺客对待。每每想起这一幕,我的心情总是有点沉重,既为才华翩若惊鸿的刘勰感到悲哀,又为华语古代文学批评史捏了一把汗,若非刘勰的孤注一掷,《文心雕龙》还能传世吗?

正所谓“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好在沈约是个识才、爱才之人,他接受了刘勰拦轿递交的文稿后,将其置于案头,每日看上几篇。不想越看越入神,认为文章“深得文理”,对无名之辈刘勰不由刮目相看。有了沈约的加持,刘勰一夜成名,遂为士林所瞩目。38岁的他,终于告别了沉潜多年的定林寺,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仕途。

刘勰迈入仕途之初,接触到不少高层人物,但他所担任的职务只是幕僚、随从等,梁王室始终把他当秘书一样使唤,并没有赋予什么实权。偶有施展机会的只一次太末(今浙江龙游)令任上,他被认为“政有清绩”,得到过上司的几句好评。后来,他受临川王萧宏的器重,调任梁武帝之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负责撰写章表文檄的官职),特别是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后,仕途才有所转机。昭明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梁书·昭明太子传》),最关键的是,和萧统的相识使刘勰的文学才能再一次放出异彩。

那时,萧统正在编华语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矢口成诵、搦管成章且深通文理的刘勰自然成为协助他的不二人选。今人从《昭明文选》所选文章序列即可看出,其与《文心雕龙》的选文定篇有相合之处。而且这次合作也使得《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成为同时代诞生的文学双璧,刘勰和萧统的合作,更是成为华语文学史上储君和平民共事的范例。

刘勰一心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然冥冥中似乎有种天意,非但未遂其愿,还愣是让他继续在文学领域发挥所长。我以为刘勰还算受到上天眷顾,文学构成了他一生的价值支撑。年轻时他入佛门而未出家,但经历一番尘世间的上下摆渡后,他还是在暮年剃度为僧。究其一生行藏,出发地即为回归地,钟山定林寺的山门,也最终迎回了久违的浪子。

刘勰为什么出家?我以为有以下原因:首先,他年岁渐长,仕途无望,即便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出身寒微所带来的限制;其次,天监十七年,刘勰当年的佛学导师僧祐圆寂,他悲痛之余接到了梁武帝的诏命,要他回定林寺撰经。在梁武帝看来,这是赏赐寒门子弟的一种荣耀,但刘勰并不糊涂:这分明是没把我当“梓材之士”看待呀!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萧统在30岁时死于一场溺水事故,这使刘勰一下子陷入无所依傍的境地。他所梦寐以求的“纬军国、任栋梁”的人生理想也随之破灭。事穷势蹙之际,回到定林寺当和尚,似乎成了他的最佳选项。

有道是“攻玉于石,石尽而玉出;淘金于沙,沙尽而金露”,刘勰孤起于草泽,摆渡于世出世间,可谓早早完成了一生的名山事业。他以一介平民的寒微,穿越了种种不可能,终以息影潜踪、淡泊自守的方式回到原点。想必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抱有某种遗憾的,但他一定也未曾想到,他生命的礼花在《文心雕龙》中得以璀璨地绽放。倘若刘勰天上有知,又何憾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