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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瑗:在历史的缝隙间——读葛亮长篇新作《燕食记》
来源:华语小说网 | 邓瑗  2022年12月05日08:00

葛亮的小说向来有奇诡的一脉,如《谜鸦》《不见》《龙舟》《告解书》《街童》等,尤其是收录于短篇集《问米》中的作品,大多将人物置于非常规的境地,甚至在结尾处来上惊悚的一笔,让读者大跌眼镜。葛亮表达过对推理、悬疑类小说的喜爱,但对他而言,“无论中西,便是异人异事,也见乎日常” 。也就是说,葛亮小说中的奇,总是包裹在人之常情的脉络里,于平淡处起惊雷。

葛亮的写法时常让人想到张爱玲。张爱玲说,她的故事是“传奇”,却在“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 。这种“传奇”与“素朴”的对照,也是葛亮的特点。如果说他的短篇有的过于着力于奇诡氛围的渲染,那么在长篇小说中,这种对奇人异事的偏好得到了适度的克制。从《朱雀》《北鸢》到今年7月出版的最新之作《燕食记》,我们越来越看到葛亮在叙事上的成熟,他似乎找到了一种趁手的方式,将写传奇故事的冲动埋藏于对历史、人性等恒常命题的拷问,小说越发达至圆融、纯熟的境界。

《燕食记》表现了上世纪20年代以来广州、香港一带的风云变幻,其中可见陈炯明执政广东的兴衰、美国股灾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二八”事变与十九路军募集义款、广州沦陷与当地的抗日活动、香港的“六七运动”、大陆开放和设置经济特区,等等,几乎是一部小型的20世纪岭南史。但如此磅礴的历史画卷,却从广东茶楼名点莲蓉包说起,将描写重心放置于“燕食”(中餐和晚餐),正如华语俗语所言,“民以食为天”,在饮食里含藏着国人做人应世的智慧和用心,小与大的对照结合,涤荡出无限意趣与遐想。

如小说前半部以荣贻生的故事为线索,无论是般若庵连带出的民初广州“开师姑厅”的风流韵事,还是太史第自晚清以来的堂皇富丽、名流辈出,都十足传奇乃至猎奇色彩,流泻着近乎史诗般的气度。但葛亮却将史诗气度隐藏在最细微的吃食里,如写“般若素筵”,慧生三天夜里埋首厨房的神秘、一道道菜呈上筵席的从容,与众人的品鉴欣赏、酣畅淋漓,小说不惜拿出最夸张、浓烈的词语,去描述食物带给人的惊喜与愉悦,于细微处写出大乾坤。这是葛亮的“举轻若重”。

《燕食记》的另一方面,是“举重若轻”。与小说对饮食的描写——这是葛亮写得最沉浸、精彩之处——相对照,那些在正史中被浓墨重彩加以书写的事件,反而仅以只鳞片爪的方式在故事里闪现,甚至被有意淡化。如抗战实际上构成了小说上阙重要的背景,但葛亮一直对其蜻蜓点水,表现得含蓄隐晦,第九章“烽火晓烟”终于直面战场,却描写得如此局促短暂,无形中加快了故事节奏。

事实上,葛亮对《燕食记》采用了一种于历史之缝隙间窥探的写法。一方面,他引入了一个显在的叙述者毛果,这是从《七声》开始经常出现在葛亮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本人的身世高度重合,故而模糊了虚实界线,造成了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一方面,小说又纳入了多个叙事声音,有时是从故纸堆中找来的陈年报纸,对故事的背景做了补充,有时是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叙述者,他既沉潜至人物的内心,说出其所思所想,又时而面对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广东民俗与历史的读者)做出解释。在这些叙述声音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它们甚至形成了一些明显的裂隙,而正是在历史的晦暗处,小说闪现着虚构的锋芒。

就此而言,葛亮所写的,都是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小人物。比如关于广东三点会,他不写英勇就义的领袖刘芝草(小说中的老披),而写连真实姓名都未留下的叶七,他不写叶七参加起义的壮烈时刻,而写其起义失败后的英雄末路。这都显示了作者的独到视角。老披和起义,构成了叶七等人反复言说、回味的光荣过往,在此小说流露了明显的追怀意味,由此投射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史观:那个本质而唯一的“真相”已然逝去,如今我们只能以碎片化的、小写的方式触摸历史。老披的缺席,故而是症候性的,它实际上对应了葛亮的写作姿态及其面对历史的态度。葛亮曾在《小山河》中引用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话:“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关系,即文学在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并不要求去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历史中最隐秘的矛盾。” 对葛亮来说,写作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历史的缝隙间询唤出的蓬勃力量,它不指向确定的价值和意义,而恰显映于话语的多元碰撞。

这种对待历史影影绰绰、欲说还休的方式,也造成了一些故事支线的隐晦。如九太太清湘为何而死,颂瑛和向锡允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又如何决定私奔,司徒云重等的人是谁,等等。有的问题直至终篇都没有答案,人物的命运也是半隐半显的。福斯特在讨论小说的经典篇目《小说面面观》中曾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永远做不到相互了解,既不能洞察秋毫,也无法肝胆相照,只能从外表上彼此较为了解”,“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只要小说愿意,完全可以为读者所了解。他们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都可裸露无遗” 。葛亮恰恰颠覆了对小说人物的经典阐释,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人,故而其笔下的人物(尤其次要人物)面目不一定十分清晰,但这正是现实的处境:我们本不可能看清所有人的过往和命运。

从另一方面看,《燕食记》又是十足古典的。对于葛亮,批评界一直有“新古典主义”的评价。私以为,葛亮的“古典”,除了叙述语言和意象——如近乎明清小品的短句和“朱雀”“燕食”等核心语汇的使用,更体现于人物所珍视的品质。

在某种程度上,《燕食记》中的大厨荣贻生、陈五举甚至戴明义(荣贻生和戴明义都在五举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都属于同一类人物。他们忠诚、质朴、沉稳、执著,如大地一般在沉默中蕴含着坚毅的力量。这样的品质是古典的,甚至乡土的,如戴明义对五举的评价:“他聪明有悟性,对人际,却是有些钝。聪明不同于精明。上海的精明人很多,但那是人生的皮毛,是不扎实的。” 女主人公如凤行、露露等,则又果敢、热烈、有魄力,既不乏女性的柔软,又有打破世俗常规的主见和勇气。

和他们形成对比的是五举的师兄谢醒,以及太史第里嫉妒慧生的来婶。前者追求实利,更世俗,是现实中更容易获得成功的一类人,在小说中却成为异化的都市生活影响下被否定的代表;后者刻薄、势利乃至阴险,故而厨艺不如善良宽厚的慧生,其私生活也陷于一片混乱。葛亮以一种近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淳朴伦理,在艺与德之间建构了一种对应关系。高超的厨艺背后,作为根底的是人的德行品性,与其说大厨的养成在于一招一式的手法和技艺,不如说是一种人性的磨砺。这也正是叶七告诉荣贻生、荣贻生又告诉其弟子五举的炒莲蓉最重要的一步——熬。“深锅滚煮,低糖慢火。这再硬皮的湘莲子,火候到了,时辰到了,自然熬它一个稔软没脾气。” 熬,是千帆过尽后岁月的沉淀,是时移势迁后亘古不变的人性,在这些人与事上,寄托了作者葛亮美好的想象和期许。

综观葛亮的小说,我们一再看到类似人物的不断登场,如在荣贻生等身上,似乎有《北鸢》中卢文笙的影子,在凤行、露露背后,又站着《朱雀》中的叶毓芝、程忆楚、程囡等人。从这个角度看,葛亮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内里似乎是静止的,任时代风云流转,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本分。小说的重心,即在于历史的变幻给予人性的残酷考验。

也正因此,《燕食记》不由得流露了一种“伤逝”的叙事情调。小说上阙更明亮饱满,人物和故事都笼罩在一种传奇的光晕里,熠熠生辉;到了下阙,无论是人物命运的转折(如向锡堃的疯癫潦倒,荣贻生的惨遭背叛、手艺后继无人,五举遭受的家庭变故等),还是小说氛围的烘托,都更趋于低沉黯淡,仿佛黄金时代已逝,留下来的无论多么丰厚,都只是残垣断壁。事实上,葛亮热衷于写民国,如在《北鸢》中津津乐道于外祖父辈的前半生,而将故事戛然而止于20世纪中叶。在这个意义上,葛亮的写作总是保持着“回望”的姿态,他一次次回到祖父辈们生长的时代,想要从那里获取人生的力量与精神资源,但在大写的“历史”已永远失去的当下,事情的真面目如此晦暗不明,于是只能在历史的缝隙间,安放下一个个如荣贻生、陈五举般的人物,聊作寄托和慰藉。就此而言,葛亮的写作一直在寻找一个逝去的旧时光,其中承载了梦与理想。

(本文系华语小说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邓瑗,文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华语近现代文学、文化。已出版1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