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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地理在历史中流淌
来源:华语小说网 | 朱康  2023年01月05日16:21

“‘五湖四海’来了。”1984年,它来至王安忆的笔下,作为小说《大刘庄》中一支红卫兵队伍的名字;38年过后,2022年,它又一次来至王安忆的笔下,作为小说《五湖四海》的标题。

《大刘庄》的故事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所以那里的“五湖四海”出自该小说所宣称的“那年头人手一册的书”,出自这册书中的这一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这个句子中,由于“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的笼罩,原本意在描述分散来源的“五湖四海”,被赋予了“斗争”与“团结”的政治学含义。因为这样,才会有红卫兵队伍以此作为自身的称谓。

其实,“五湖四海”并未在《大刘庄》的故事里现身,它只存在于大刘庄里的一段传闻:它在县城里的一场武斗中落败,凭借着土匪般的抢劫撤退向农村。大刘庄人因此陷入恐惧的等待,不过最终,他们等来的不是“五湖四海”,而是“上海”,因为有一群来插队的上海学生,他们:“搭一夜火车,到蚌埠;再搭一夜船,下了船,再走二十里地,就到大刘庄了。”这个句子在小说结尾。因此这群学生,走到了大刘庄,就走出了《大刘庄》,而走出了《大刘庄》,就走到了《五湖四海》。因为,在《大刘庄》里“五湖四海”从中退走的县城,在《五湖四海》里成了故事的起始之地,并且,它在这两部小说里都被隐匿了名字。

事实上,作为《大刘庄》的作者,王安忆本人就藏身在《大刘庄》的上海学生里,她在他们身上投注了自己的经历。正如她在1989年的散文《房子》里的追溯,“我去的地方是安徽淮北一个叫做‘五河’的地方”,“我所到的‘大刘庄’,被外庄人视为一个富庄”。作为上海学生的王安忆遭遇了五河,从此有了一段低沉的记忆,甚至沉入她的感官,以致她在1997年的小说《蚌埠》里写道,当多年以后她从《清史稿》上看到五河“在清代是著名的产酒之乡”,于是“想起满城的酒糟酸气”。

这是王安忆对五河的体会,但在《五湖四海》的开头,她把它转交给了女主人公修国妹:修国妹从学校老师那里听说过《清史稿》关于本县产酒的记载,且同样闻到“县城上空”云集的“醋糟的气味”。因此,尽管《五湖四海》里从没有出现“五河”的字眼,但修国妹已被植根于那里,甚至,她可以凭此在《大刘庄》里看到自己。在《大刘庄》里从蚌埠往大刘庄需要“搭一夜船”,而在《五湖四海》里修国妹一家就是本县以水为生的船户。如果在两部小说间做一个对时间的对比,就会看到,当上海学生乘船的时候,修国妹正作为小学生住在岸上一所学校的宿舍里。

从《大刘庄》到《五湖四海》,以“五河”为中介,所呈现的是故事的延续;但以“五湖四海”为焦点,发生的将是故事的转折。《大刘庄》的“五湖四海”从城市撤向农村,《五湖四海》的修国妹将从农村进入城市,她将随她的丈夫张建设从漂泊的船户徙为陆上的居民,作为能人、进而作为富人在城市中创业与置业,从城市的家里放眼“五湖四海”。

这是修国妹获得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她不仅第一个出场,还占据了一个总视点的位置。在共计八个章次的正文前后,排列着仅含一个句子的引子与只有两个段落的尾声。引子与尾声没有任何标识,只靠空白行来表明它们同正文的区分。引子以修国妹为主语:“她不知道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而尾声也是自她开始:“修国妹相信凡事会有个结局,但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从“不知道”到“没有想到”,她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最后的时刻,小说的正文于是变成了她的意识与意识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框架里,她提出了关于“五湖四海”的命题。那是在第七章里,在与全家一同在陆上过了多年“安居的生活”之后,她表达了这样的感触:“吃水上饭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气势,现在收敛起来,变得谨慎了。”

这是小说正文里仅有的一处对标题的直接呼应,“五湖四海”由此回到它的字面之中,回到它与“水”的关联之中。仿佛是一个词语在两部小说间旅行,但在旅行中发生了变身:它不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成为一个地理学名词。这是修国妹提出的名词,来源却是她的丈夫张建设的沉思。那是在第六章里,在结婚近20年之后,张建设向她展示两人结婚一年后,他在淮河上观看和想象的图景:淮河经洪泽湖、高邮湖流到长江,向东到黄浦江,“黄浦江的造化就大了,直向东海……”

沿着从淮河到东海的流向,张建设也走进了《大刘庄》,在那里,早有上海学生根据“条条河流通大海”的原理,说“淮河也通海”。只是对上海学生来说,这是知识的推论,但对张建设来说,这是行动的逻辑。从叙事学的角度,相对于修国妹获得的总视点,张建设获得的是主要行动者的角色。因而在第八章里,他以总结的态度,一方面重申自己是“船上人”,因为“水流到处,就是我们的家”,另一方面宣布自己是“幸运的人”,因为“跑在经济运行的轨迹上”。“船上人”与“幸运的人”合于一体,于是,水流转为经济的运行,水文地理学的图景化作经济地理学的布局。这既是张建设的企业的、也是这部小说的结构的布局。对张建设来说,水流的真正意义恰恰在岸边的工业与城市,所以,他带着他的公司,从第四、五章淮河边的三河口,转移至第六章长江边的芜湖,最后发展到第七章黄浦江与东海边的上海与崇明。

正是这样,《五湖四海》相对于《大刘庄》不仅是转折,更是断裂。在《大刘庄》里,上海的学生认定“人总归想知道自己的来路”,大刘庄的农民相信“天下姓刘的都是大刘庄的杈上分出去的”。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评论里,《大刘庄》常被认为具有“文化寻根”的意义。而《五湖四海》里的修国妹与张建设,如张建设在第二章里的认识,“漂流的水上生活总是无根之萍”。“无根”也就无须“寻根”,所以当张建设从船户成为企业家,他的公司业务一直是“拆船”,而他的生活主题一直是“用一颗恒心创造恒产”。因此相对于《大刘庄》的“文化寻根”,《五湖四海》在寻求经济赋权。

无根者的经济赋权。“无根”不仅支配了小说人物张建设关于生活道路的决定,还影响了小说作者王安忆对书写方式的选择。沿着“五湖四海”这一地理学名词,王安忆一直在以真实的地图为依据进行叙事的安排。因而在小说里出现了一系列可以被查证的地名:双沟、管镇、临淮关……但有几个地名被刻意地隐匿,尤其是修国妹与张建设所属的县。修国妹在五河县,张建设的县因“和修国妹的县同在淮河的沿岸,她在北,他在南”且“在下游”,故只能是嘉山县。但王安忆一定要把这两个地名悬置起来,不惜忍受叙事的不便,将同一个泛称“县城”放在两个县之间。仿佛是修国妹与张建设作为“无根之萍”,所以在匿名之城;或者是,他们作为“无根之萍”,必须在匿名之城。

《五湖四海》中所有隐匿的地名,同时又都有可辨认的痕迹,除了地理的标记,王安忆还为它们提供了历史的暗笔。系属在修国妹的县的是《清史稿》的记载,关联着张建设的县的有当代的行政信息。第四章里提到“县城调改为县级市,上了城市化的轨道”,而在安徽淮河沿岸的县份,只有县城在明光的嘉山,在1994发生了从县到明光市的变迁。小说中其实也提到了明光,一次是第二章里说到“明光镇的窑厂”,一次是第三章里张建设乘火车,“车到明光站”,但此后直到结尾,明光的“县城”之名仍然未被替换。

城市的沿革,构成了与小说文本平行的社会文本,它佐证了人物的命运,但更重要的,它为人物的行动打上了时间的印痕。在《五湖四海》中,张建设经历了完整的一生,但他从未遭遇过明确的年份,连他的年龄也只能通过与别人的比较才得到说明:他的同龄的朋友出生在“上世纪一九五八年”。整部小说,以“一九”开头的数字,总共只有四个,有直接叙事功能的只有“一九五八”。另一个有同样功能的年份是“千禧年”,但即刻被“落实在修国妹的纪年,那就是核桃四岁;园生升高三,……小妹三十七岁……小弟三十九……”

一九五八年与千禧年,构成了《五湖四海》仅有的两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其他的年份部分依托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事件,更多的则都落入“修国妹的纪年”:一个由家中人的虚龄所编织的时间序列。于是,第一章里,当追溯完修国妹与张建设成长的前史,整个故事的真正起点被放在“张建设遇到修国妹时候,她虚龄二十”,而同时发生的是“邓小平主政国事,政策松动”。正是从这里开始,一面是修国妹、张建设与其家人的年龄的自然增长,以及恋爱、结婚、创业、置业的家庭事务,另一面是从“分产承包责任制落地实施”直至“乡下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调整。而连接两面的是经济,以致在第八章里,张建设与修国妹的最后一场私人活动是“两口子在床上谈经济学”,从而完成了一个叙事的闭环,呼应着小说第一章在张建设遇到修国妹时对船户的判断:“他们已经涉入金融,似乎为改革开放自由经济来临,提前做好了准备。”

因此,所谓“修国妹的纪年”,是对个人生活的纪年,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年。于是,社会史被转化成了生活史,同时改革开放的意义被引导向个人生活的重建。这一纪年没有清晰的年份,但所有的年份又能通过人物的年龄关系被计算。或许,王安忆有一张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的年表,但她又借助修国妹的视点,取消了刻板的年份编次,以给修国妹的时间意识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毕竟,如张建设在第八章里所说,“我们这些人,只认水”。水是船户认同的基础,也是船户认知的媒介,历史化成了水一样的存在,而水与水之间没有界限。

2008年,在香港文学节上,王安忆作了以“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为题的发言,借助早年居住的房子,说明空间如何必须转换形态,才能进入在时间里进行的小说书写。从这一时间里流淌出的空间,流到2022年就成了“五湖四海”:改革的“五湖四海”,经济的“五湖四海”。修国妹与张建设作为无根者漂浮在“五湖四海”之中,他们的“五湖四海的气势”没有也不可能战胜“五湖四海”本身。所以在尾声里,出身船户的张建设在最后一次“拆船”中身亡,留下修国妹困惑于“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样”,并因此回到开头,回到1978年她20岁或1958年她丈夫出生之后,匆匆回顾自那时至21世纪某个年份的漫长历史。

作为一个自初中毕业就开始劳作的人,修国妹因“读书少”而“特别崇敬学问”,所以在第八章里,她倾听并参与女儿、女婿的哲学讨论。她把自己的生活归于唯物主义,因为“以实际为目的”;又把自己与家人的感情归于唯心主义,因为“就是命”。卡夫卡曾在日记中呼唤“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的人,“用一只手挡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修国妹从不是也不可能是卡夫卡的读者,但当她的丈夫与船一起解体,她却同样面临着命运与废墟。对她而言,这是感情的命运与生活的废墟,是心灵的命运与物质的废墟,是“恒心”的命运与“恒产”的废墟。在这个意义上,或许,这部长约10万字的小说,就是这个无根者或一切无根者透过王安忆的手所留下的一份草草的记录。

(本文系华语小说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朱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华语现当代文学、西方批评理论,著有《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域文化分析》,译有《词语的肉身》(合译)、《根本恶》(合译)、《布尔乔亚》《现代史诗》等。